在关于大学组织逻辑和社会价值的长期探索和理论思考里,高等教育家和研究者对大学功能(主要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研究路径,既结合了大学进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又源自于人类认识世界和科学技术进步的规律,这在国内外高等教育研究界取得了广泛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认同。对大学的管理者和高等教育事业的规划者来说,大学的功能研究可以从国家战略、创新驱动和社会发展的视角启发我们对应用技术型大学这一新生事物的思考。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传播也无法离开大学组织,从这个视角切入研究科学传播过程,让我们能够充分认识应用技术型大学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一、在科学传播框架下思考大学的功能
(一)科学传播理论框架引入的可能性和适用性科学传播与应用
技术型大学社会功能之间的契合点在哪里?笔者认为,应用技术型大学历史性地继承了传统大学的基本社会功能,并与科学传播的研究对象辩证地统一。大学的社会功能被逐渐认识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实质就是人类发现和发展科学技术,进而推动科学知识传播,并被社会逐渐广泛认知的过程。比如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学于教学关系的革命;19世纪的德国大学于获得知识功能的再定位;20世纪美国增地学院于社会融合的功能创新等等案例,代表了对大学功能发展认知的不同阶段,也伴随着其身后科学发展、技术革命的脚步。而科学传播研究的对象是如何把科学共同体的“私人知识”转化为“社会共享知识”,实现科技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因此,可以说从研究对象上,认识大学的社会功能和解决大学科学传播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再从研究的连贯性来看,所谓应用技术型大学,是大学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的一项制度创新,不会也不能脱离传统大学的基本功能,反而从功能性角度上来说是对传统大学功能的一种深化和发扬。可以说,这是科学界和教育界对科学传播及高等教育科学规律的认知达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因此,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应用技术型高等教育是如何完成科学传播,进而如何更好地实现历史性和现实性相结合地实现大学功能的。所以,引入科学传播的框架,为思考大学的功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参照纬度。
(二)相关理论框架和研究背景
1.科学传播理论: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目前,国内具有广泛影响的科学传播定义是: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一般认为,对科学传播规律的认识,至少经历了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的三个不同阶段。三个阶段之中,“传统科普是政府立场,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立场,而科学传播则是公民立场。”因此,科学传播是在对传统科学普及的立场理念进行了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更具包容力的理念。相比于传统科普和“公众了解科学”阶段,科学的文化价值(如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等)以及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等更应该为公众所知。除了要认识到科学的正面价值,还要认识到科学所具有的对自然和人文的破坏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中后期,作为科学传播学科支柱之一,大众传播学的研究路径开始变得多元化,突出强调受众地位的批判学派超越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行政学派,探索新的学术范式的转向和变革。今天我们看待科学传播的过程,不应该简单地将其认为是单向或双向的传递过程,而应从文明形成等更高的层次看待社会理性和文明场域,促进公众对科学进步可能引发的社会、伦理、环境效应等的全面认识。
自科学传播引入中国之后,通过十余年来中国语境下的理论实践,又发展出了两个重要的研究路径。一是被称为“社会发展视角”或“创新范式”,主要面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宏观“科技传播”体制与机制、政策与能力研究。这个研究路径,突出了大学实现科学传播、发挥社会功能的基本意义。另一研究路径则是“科学文化视角”或“普及范式”,主要是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层次,更加偏向于科学的文化价值传播和公民科学素养提升。而高等教育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在这两种传播路径的研究中都有涉及。
2.大学功能研究和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兴起对大学功能的思考和研究,是历史形成的过程,也融汇了古今中外著名教育家的研究成果。因此,三大功能充分体现出了历史的交织性和理论的交错性,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论界限。从古典大学的知识传承到二战后美国大学的智库建设。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出现,是一种近三、四十年出现的制度创新,一定程度上应验了马丁·特罗的预言,即随着入学人口的变化,高等教育结构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
从20世纪中叶起,发达国家(地区)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以工程教育为代表的应用型本科教育迅速崛起。法国有巴黎高科集团,美国有四年制工程教育,德国有应用科学大学,我国台湾地区有技职教育体系及科技大学系统。应用技术型大学更加重视人才培养的适用性,更加重视科学研究对人才培养的实践性推动,更加重视大学与社会服务的关系。从国内外应用技术型大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发展现状总结,有学者这样评价这类大学的本质特征:即“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与高等教育交互作用的产物”、“以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实际应用为办学导向”以及“与传统高校并行和等值的另一类高校”。
二、人才培养功能:技术应用创新的定位和社会需求的导向
从宏观形式来看,科学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以及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人才的教育和培养,跨越了科学传播的三个层次,一方面是科学共同体通过科学传播实现自身发展延续的基本途径,另一方面也是共同体与社会外界实现科学传播最重要的传播形式。传统大学人才培养的目的,或多或少地局限于第一方面,只为理论研究进行人才的开发和储备,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忽视人才培养、偏重科学研究,大学演变成研究所。
上文提到,科学传播研究的“创新路径”把大学与科学传播的关系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将科学共同体的科学传播作为国家创新的基石来审视和衡量。从为国家创新体系构建规划科技传播的要求出发,对大学的人才培养功能需要全新地认识。当前形势下的中国科学共同体,既需要从事纯粹基础理论研究、主攻原发性创新的拔尖创新人才,更需要能够将前沿理论和技术应用结合、主攻转化吸收再创新的应用技术型创新人才。三链融合,有助于突破制造大国向创新性国家发展制约瓶颈的过程,其实也是突破原来大学内部科学共同体只注重纵向繁衍的科学传播(纯科研人才的培养),而限制和忽视横向传播的壁垒(学科间交流和应用技术型人才的繁衍)。所以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其人才目标不是为了学生继续深造,最终成为理论科学家,而是更加关注整个社会(包括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的科学素质和技术技能的培养,从科学共同体内部主动向外衍生辐射,加快整个国家创新能力的积累。这也是从国家战略层面赋予应用技术型大学崇高的定位和功能。
所以,人才培养依旧是应用技术型大学的核心功能,也是与传统大学差异最为显著之处。传统大学科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学术性、工程型、技术型、技能型。除了纯粹的技能型人才培养在高职教育阶段完成外,传统大学的一般做法是将每个类型的人才都规定为一个单独的专业。这一点从专业命名就可以体会,比如“某某学”(学术型)、“某某工程”(工程型)、“某某技术”(技术型)。这种传统的以学科为中心的(或者说以科学共同体自身为中心的)专业划分手段,从内部人为造成了科学传播的壁垒。其实,承接上述将创新理论与先进技术桥梁作用的,从培养人才需要掌握的技能角度的分析,就是具备较为厚实的理论基础、能够进行工艺技术研发,又懂得生产运营管理技能的应用技术型人才。这样的人才,打通了上述学术、工程、技术三型培养目标,在理论创新上可能弱于研究型大学的学术性人才,但是在理论联系实际和解决实践问题能力方面又要高于高职教育培养的传统技术或传统技能型人才。从掌握理论知识的角度来看,则需要从这些人才未来的需求端,即就业和创业的企业的需求考虑。这些需求往往是复合而务实的,比如具有物联网基础的现代农牧业人才、有电子商务基础的信息系统开发人才等。因此,也可以把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培养目标概括为技能型、复合型人才,培养人才是以能力为中心而非以知识为中心,专业建设是以需求为中心而非以学科为中心。更深入地讲,科学共同体与社会外界实现科学传播的过程中,人才培养功能还有非常重要的“普及范式”意义。由于当今科学传播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要求,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关键还是靠正规高等教育的人才教育。
所以,应充分展现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功能定位,实现培养“顶天”又“立地”的应用技术型人才的目标。“顶天”是指高水平应用技术人才同样需要较为厚实的理论基础及科学理性,同时具备追踪技术变革视野和把握经济社会需求脉搏的能力。“立地”一方面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立足社会现实、树立平民意识,能够设身处地认识社会现象、思考社会困难、解决社会问题。“顶天立地”具体到大学的教育教学安排上,首先不仅要学生掌握专业基本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维方法和逻辑思辨能力。其次,研究应用型大学公共基础课、通识教育课与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相关性与实效性,培养学生的人文艺术素养,为其未来的发展格局和人生修养奠定基础。再次,通过实习实训、企业家授课、社会实践等制度,帮助学生了解和追踪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等专业前沿知识,增进学生对国家创新战略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认识,了解本地区本行业的发展现状和人才需求。较为成功的制度设计如荷兰的个人发展规划模式,台湾的学业精修模式等。最后,与社会服务功能相结合,对社区公民的再教育、企事业单位中层管理者和科技人才的教育培训起到辅助推动作用。
三、科学研究功能:面向“应用型科研”的组织设计和价值建构
吉本斯在其《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中提出了著名的“知识生产模式II”。他认为,在新的学术革命背景下,科学研究必须强调跨学科性,大学通过需求、利益和所有相关行为者相互交流合作,围绕应用情境确定问题并解决问题,促进知识的生产和应用实践。在笔者看来,这种知识生产模式在当前科研环境的实践中,一方面要求学者本人在涉及专业以外,特别是针对应用情境来理论联系实践的时候,需要向科学共同体以及社会相关领域的专家再学习、接受新知识,以促进新的知识生产。另一方面,基于跨学科所形成的知识生产组织的异质性及多样性,必然要求科研协同组织的形成。那么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作为社会创新主体和市场创新需求的体现,会主动引导和支撑偏向应用型的科研项目,促使这种团队的结合和机制的创新。这两种需求合力促成了所谓“应用型科研”的新趋势,这与传统研究型大学擅长的纵向整合、偏重理论的科研生产模式本质上完全不同。有学者将应用型科研的特征归纳为“实用主义”的,即“以进取精神为向导,以实际行动为手段,以工具效用为标准,以服务生活为旨归”。另外,其特征还要包括很重要的一点,即应用型科研攻关的过程中,已经很难找到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传统科研的组织边界,大学科研机构与各级各类行业企业“协同创新”的路径和机制应运而生。
思考如何更好地应对“应用型科研”这个科学传播和知识生产的新趋势,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功能平台意义。因应于新的知识生产协作模式,应用技术型大学能够通过校企合办特色学院、共建校园实验室、互聘“双师型教师”等一系列与企业密切联系的制度设计,实现“校园建在企业、企业建在校园”的深度融合。这是在大学组织的中观至微观层面上,通过组织制度创新实现来自同一学科和不同学科、不同社会领域专家学者的相互合作,通过科学研究来实现科学传播。企业管理专家、工程师、技术骨干和社会能工巧匠等,是将理论应用于操作、在实践中思考解决问题的宝贵研究资源,将这些社会应用技术精英吸纳到大学中来,与现有专业教师队伍配合,通过交叉学习、合堂授课、协作研究等方式,能够将最前沿的理论应用于工程技术实践和管理创新前沿,成为打通产业链和创新链的一个新的“渡口”,加快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而传统研究型大学则可以继续按学科价值导向和理论发展的方向来规划科研工作,侧重于基础性、原发性的理论研究,与应用技术型大学形成差异化的研究发展路径。这种衔接搭配也可以减少社会各界对于大学固守“象牙塔”的批判和误解研究型大学与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关系可以类比成苹果公司和富士康公司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应用技术型大学的科研能力是侧重于把蓝图变为现实的能力。
同时,学术革命背景下跨学科的知识生产以社会发展和为人类服务为目标,促使人们对于科技发展对公共利益造成的影响越来越重视,知识生产的社会责任感因此而日益增强。科学研究没有利益、立场是不现实的,科学研究没有价值观则是可怕的。随着科学传播的发展,技术新兴产业的开发主导者、新技术专利的所有者,都有可能与科学共同体一样以科学传播的主体形象出现。它们代表的可能是背后拥有巨大经济利益的政府组织、垄断企业和跨国财团等等,相应的它们也均有自己的独特立场。公众作为传播的对象和受众则更加复杂而多元,一般不能产生明确独立的意见立场,也因此而更易被忽视或误导乃至被伤害。当然,科学共同体内部也有不同的利益团体,典型的例子如修建水利工程的环评项目,环境科学家、生态学家与水电科学家的观点、利益经常不同。当下著名的这类因科学传播不当而引起的公共事件,就有一系列PX项目落户引发的冲突、北京雾霾问题的成因等很多现成的例子。
所以,“应用型科研”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科学传播的价值取向;不仅仅是满足企业的需求,也要求不同的科学传播主体进行利益的平衡和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争取社会公平和正义,追求同时实现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及维护社区和谐的科研。在这个过程中,应用技术型大学必须重视社会问责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渗透,使得研究者对于研究结果的阐释和传播、甚至对于研究问题的选择都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性,站在社区和公众的立场上,确立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基于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视角的传播价值观。四、社会服务功能:社区建构价值导向的深度融合
社会服务功能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涉及大学与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从大学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人才培养是传播、应用和传承科学研究成果的实践活动,科学研究是知识生产的直接体现,社会服务则是学术成果的应用化和人才培养的实用化行为,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具体来讲是面向大学所在的社区、城市或区域的实现其社会价值的概括性解读,是一个涵盖面广泛且内容丰富的概念。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高等教育界对社会服务功能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打开传统象牙塔的大门迎接社会服务的过程,又迅速出现了学术功利化、学术浮躁、忽视基础研究等新的问题。抛开现存的一些体制机制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大学是有不同的目标定位和价值取向的,对于其与社会结合程度应该分类进行管理,引导其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如果研究型大学瞄准的就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金字塔尖,为整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进行基础研究和拔尖人才培养,那么应用技术型大学应该更加强调与本地社会需求的紧密结合。
其实,德里克·博克在其《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责任》的精辟分析依然实用。他认为,“如今,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因而“大学在考虑社会需求时没有理由感到不安”,“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出何种反应才是合理的”。他通过分析推断出“一条普遍性原则”,即“大学凭常规的学术功能,通过教学项目、科学研究和技术援助等手段承担着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职责”。[6]从知识生产模式整合的角度来说,积聚人才、经费、知识等资源和多方力量以达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研究,让应用技术型大学实际上能够实现一种更高层次的社会服务功能、一种更深度的融合。科学传播的路径打通之后,高校与企业和社会公众一起来合作开展教育,即所谓“产教融合”,以社会的需求而非学科的需求来引导高等教育服务社会,这也是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应有之义。
套用科学传播的框架则能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大学的社会服务应该是一种以科教价值和知识生产为导向的社区构建过程。所以,应用技术型大学以社会服务为导向,并不是肤浅或是短视的。抛开原有学术评价体系的天生缺陷,一方面,大学不是经济组织、商业组织,其组织特性决定了大学不可能如政府部门或企业一样直接投身于“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但是,大学在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建设,除了产学研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以获得企业经济支持外,还可以为所在社区提供公益性服务、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为重大社会问题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一所大学对所在地区的社会文化的繁荣和公民素质的提升,是无法用简单的经济利益来衡量的(当然也包含了很大的经济拉动作用),科学传播强调的就是科学理性的传播和普及。众所周知,传统的研究型大学,一般都是中国文化高地上的高峰,本身就是国内文化中心城市的中心。但是笔者却更看重应用技术型大学的辐射作用,因为它们一般都新建在文化相对贫瘠的二线、三线城市,可谓是建立在文化洼地上的明灯。这类伴随着城市工业化、信息化进程诞生的新兴文化组织,能够积极平衡中国基层社会高速发展、城乡结构巨变、收入分配不均、环境日益恶化等等带来的不平衡状态,肩负着带给社会更多的理性思考能力和公益精神的重大历史责任。这种作用不是一般的社会组织或是新的社会媒介能够实现的,甚至让人联想到美国赠地学院在最初孕育大学社会服务功能时发挥的奠基作用(赠地学院与中国应用技术型大学的成长背景、培养目标和学科设置等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做法值得借鉴)。在美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迈进的关键阶段,正是这些新成立的大学,通过完全开放形式的继续教育、图书共享、知识普及等形式,提升了当时美国社会的居民素质、更新了社会知识结构,并成为所在地的文化中心。
因此,从科学传播视角充分发挥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策略是,让社会各界通过董事会、特色学院、企业支持项目等成为应用技术型大学办学主体的核心组成部分,进而采用订单式培养、企业家授课、联合制定培养方案、合编应用型教材等等手段,实现企业、社会与科学共同体对教育、科研和发展的真正融合,这是传统大学前所未有的功能实现,也是一种将科学传播功率倍增放大的制度创新。
五、应用逻辑的扩散和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的传播学假设
我们希望能够归纳出一种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改革机制创新的应用逻辑,以及这种逻辑在大学与社会的互动中生成和扩散的趋势规律。创新的扩散问题是传播学效果研究的重要里程碑。罗杰斯认为,创新是一种被个人或其他采用单位视为新颖的观念、实践或事物;创新扩散是指一种基本社会过程,通过社会构建过程,某创新的意义逐渐显现。在研究型大学传统的科学共同体内部,学科逻辑发挥了基本的学术研究导向和组织制度设计功能。而上文所有关于应用技术型大学社会功能的所论述的,恰恰脱胎于一种反传统的应用学术逻辑。
传播学根据人们在试用创新产品的态度上的明显差别,认定了先驱和早期采用者,在他们之后,越来越多的晚期大众才会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认识采用该创新产品。正如上文对应用技术型大学新近发展的梳理一样,首先,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宏观把握和发展规划,促使教育行政部门对高等教育如何融入国家创新系统、建设创新型国家有了新的认识和价值取向,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定位和分类指导有了更为清晰的指导意见。其次,在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高校管理者和主要来自市场和企业界的有识之士,将创新发展的逻辑应用于管理实践,从外部促使高校固有的科学共同体的反思和互动。接着,通过制度创新,如双师型教师、订单式培养制度等等,在高等教育管理层和科学共同体之间的中间过渡层,架设起制度创新的桥梁。最后,通过人才培养的迭代、应用型科研的深度合作,包括面向社区的教师社会服务的理念提升升级等等,这种应用逻辑真正自然融入科学共同体的运作行为之中,应用技术型大学的社会功能才得以真正发挥到位。因此,应用逻辑的传播学创新路径,是一种由外而内的实践逻辑,而不是共同体内部由内而外的学术逻辑。正因为此,我们也应该清醒而客观地认识到,这种应用逻辑的扩散必然会收到抵触和反对的声音,因为传统的学科逻辑和科学共同体运作机制是强大而保守的。
创新的传播又被认为包含了至少五个步骤,即认知(knowledge)、说服(persuasion)、决定(decision)、实施(implementation)以及确认(confirmation)。所以,应用逻辑只有得到了科学共同体的价值认知和实践支撑,将整个社会化扩散的过程真正内化到共同体运作的机制内部,应用技术型大学才能收获到市场和政府肯定的创新产品,即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经得起市场和社会检验的科研成果的产出。这一逻辑的传播扩散和内化机制,将是在未来研究中需要继续深入探索的问题。